從大陸農村“撤點並校”看教育與社會體系的重構

上海杉達學院池田大作教育思想研究中心 常務副主任 陳立新

摘要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以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，大陸政府“聚精會神搞建設，一心一意謀發展”，不斷加大開發力度，引進外資、外企，出口外貿成為大陸經濟騰飛的引擎，勞動密集型產業分工引發了農民工進城潮，大量勞動力從中西部邊遠地區湧進東部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。人口大量移動加速了城市化進程，也導致農村人口急劇減少，青壯年背井離鄉，剩下老人和孩子；城市為了留住農民工，興建了一批農民工子弟學校，有能力接納外來務工者子弟的公辦中小學也為他們敞開方便之門。由於農村孩子人數減少，大量村級小學、教學點不得不關閉，隨著“撤點並校”的蔓延，留守兒童不能就近上學成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。大陸自實施改革開放以來，一輪又一輪的社會體制改革不斷衝擊原有的教育體系，使之不斷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。

為了順應農村生源減少的現實，優化教育資源配置，提高農村教育品質，2001 年大陸政府發佈《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》，其中第十三條提出：“按照小學就近入學、初中相對集中、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原則，合理規劃和調整學校佈局。農村小學和教學點要在方便學生就近入學的前提下適當合併，在交通不便的地區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學點，防止因佈局調整造成學生輟學。學校佈局調整要與危房改造、規範學制、城鎮化發展、移民搬遷等統籌規劃。調整後的校舍等資產要保證用於發展教育事業。在有需要又有條件的地方，可舉辦寄宿制學校。”然而，這樣一個科學合理的政策由於沒有給出“因地制宜”的具體執行細則，各地在執行過程中發生了偏差，把“撤點並校”的佈局調整理解為減少教育開支與管理成本的政策機遇。地方教育部門不顧民眾的呼聲，強制進行“撤點並校”，卸掉包袱，而配套的寄宿、校車等服務體系沒有跟上，導致惡性校車安全事故接連而三地發生。“撤點並校”對中國農村原有的鄉村教育體系幾乎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。人們開始反思教育與社會發展的平衡關係，我們是否在“為社會的教育”這條道路上矯枉過正，迷失了方向？

池田大作先生在本世紀初就提出要建設“為教育的社會”這一偉大構想。2001年他在大陸《學術研究》上撰文指出，日本乃至20世紀的整個世界，往往把使人獲得“完善人格”、即使人獲得有價值的教育從屬於其他目的，或貶之為達成目的的手段。游離社會的教育則沒有生命，喪失教育使命的社會則沒有未來。但這一重要思想資源並未在大陸社會各界引起廣泛關注，我們繼續奉行“為社會的教育”，等到矛盾集中爆發，10年狂飆之後才開始糾偏，為時已晚。

2012年9月，大陸政府頒佈《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調整的意見》。該意見明確指出了撤點並校所帶來的嚴重問題。浙江、重慶、福建等地也相繼出臺政策，叫停“撤點並校”。雲南、江蘇等地開始恢復被撤並的教學點。安徽、河南等地開始限制班額，禁止66人以上的超大班出現。江西省加大教育經費投入，提高農村教師待遇，穩定農村師資隊伍。

2012年11 月 17 日，21 世紀農村教育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，論壇發佈了《農村教育佈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》。“2000 年到 2010 年，在我國農村，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 63 所小學、30 個教學點、3 所初中，幾乎每過 1 小時，就要消失 4 所農村學校；十年間，農村小學減少了 52.1%。全國小學到 2011 年輟學生已經達到 88.3 萬人，輟學率 8.8‰，這與 1997 年、1998 年、1999年的輟學水準大體相當。如果農村校繼續撤並，每年可能產生上百萬新文盲。”報告內容引爆了媒體輿論，在高等教育都號稱要普及化的今天，小學輟學率卻退到了 10 年以前，這樣的消息著實讓人震驚。我們到底還要不要鄉村教育？

一般認為，一個社會的結構主要有六個機構組成：家庭、宗教、教育、政治、經濟和健康。因此，教育系統的問題從來就是根植於社會系統的。然而這種認識並不具有實際指導性意義，而且往往會使目的與手段錯位顛倒，事與願違。

池田先生提出的要在21世紀建設“為教育的社會”而努力這一重要思想為當下大陸教育亂象指明了方向。